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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开易面的博客

欲从经纬空凝目,万里苍烟更几维?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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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何时忘却三国  

2014-11-04 10:16:22|  分类: 真哉斯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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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易中天《何时忘却三国》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 

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 

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

哦,是吗?

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

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

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

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

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

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

朋友,你会失望吗?


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



[i]
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


[ii]
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


[iii]
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


[iv]
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
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[i]

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。
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

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

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

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

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

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

朋友,你会失望吗?


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



[i]
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


[ii]
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


[iii]
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


[iv]
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[ii]
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

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

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

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

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

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

朋友,你会失望吗?


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



[i]
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


[ii]
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


[iii]
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


[iv]
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
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[iii]

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

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

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

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

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

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

朋友,你会失望吗?


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



[i]
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


[ii]
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


[iii]
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


[iv]
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
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
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




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
[iv]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

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


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




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




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



朋友,你会失望吗?


 



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
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

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

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

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

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

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

朋友,你会失望吗?


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



[i]
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


[ii]
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


[iii]
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


[iv]
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


[i]

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

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[ii]

见胡适《
〈三国志演义〉序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》。




,伪善是因为忠义。被高高举起的那面“道德的旗帜”,其实是罪魁祸首。

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“性之病”。[iv]

也就是说,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的问题,还不在于给历史“整容”,更在“变性”。整容是可以的,变性是不可以的,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,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。可惜,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。

那么,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?

前半段,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;后半段,则是曹魏、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。后来三分归一统,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。指出这走向,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,才是历史学的任务。

因此在本书中,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。本书不是《三国演义》,而是《三国纪》。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,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。

朋友,你会失望吗?


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已经出版



[i]
见《三国志》之《典韦传》、《郭嘉传》及裴松之注引《傅子》。


[ii]
见胡适《〈三国志演义〉序》。


[iii]
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


[iv]
详请参看拙撰《<<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年7月22日《南方周末》。
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[iii]

何时忘却三国


──《易中天中华史》第十卷《三国纪》后记


有朋友说:很期待你《中华史》“三国”这一卷。

哦,是吗?

他很期望,我很惆怅。

三国,不该这样被人瞩目。

事实上,这段历史并不重要。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、西周封建、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,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,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。

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,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。当然,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《三国演义》之所讲述,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。中国如此,日本、韩国和越南也一样。

其实《三国演义》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,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。直到清代的毛声山、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,才风行天下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的成败得失,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,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。

那么,毛氏父子给了什么“添加剂”?

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,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。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,曹操是哭了的;赤壁战败之后,曹操也说过“郭奉孝(郭嘉)在,不使孤至此”的话,还失声痛哭说:哀哉奉孝!痛哉奉孝!惜哉奉孝![i]

但,也仅此而已。

毛批本《三国演义》却大肆渲染,做足了文章: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,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。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,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,前一哭胜过了赏,后一哭胜过了打。

接下来,他们不无嘲讽地说: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,又能当棍子用。奸雄之奸,真是奸得可笑!

请问,这还是历史吗?

当然不是,但可看,好看,让人想看。

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,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,可以移花接木,张冠李戴,无中生有,以假乱真。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“子午谷奇谋”是真,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,《三国演义》则照单全收。

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: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,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。但,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,就决不敢大胆于一时,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。

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: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,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

见鲁迅《随感录三十九》。






这就很有些哲理。

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可见。比如他们说:忠厚人乖觉,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;老实人使心,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。又比如:英雄所自负者,义耳;奸雄所自负者,智耳。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,还有价值取向。

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: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。为了战胜奸邪,忠义只好以恶抗恶。这种对抗,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,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。

勾心斗角贯穿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始终,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。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,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,一个“妒忌阴险”,另一个“奸刁险诈”,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。[ii]

然而大家都说好看。

这可真是“红肿之处,艳若桃花;溃烂之时,美如乳酪”。所谓“三国热”表现出的国民心态,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,不可疑吗?[iii]

实际上《三国演义》历久不衰,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:心机,算计,权术,谋略。它们可以用于战场、官场、商场甚至情场,谁不想要?

打出“重读经典”的旗号,不必吧?

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“正能量”的忠义,也很可疑。什么是忠?臣忠

于君,子忠于父,妻忠于夫。君要忠于臣吗?父要忠于子吗?夫要忠于妻吗?不用。请大家想想,这难道不是“不平等关系”?

义也大成问题。道义,正义,仁义,情义,信义,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?当这些“义”发生矛盾冲突时,又该如之何?谁都没有解释,谁都说不清楚,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,你说我不仁,我说你不义。

忠义,变成了整人的武器。

这并不奇怪。事实上,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。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,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。忠是不变的,义是多变的。结果,要么信口雌黄,周公恐惧流言日;要么弄虚作假,王莽谦恭未篡时。

其实一切政治斗争,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。争利而言义,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。这就是“伪善”。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,则是“权谋”。不搞权谋也不行。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,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,都要指责对方“不义”。这就只能搞阴谋,不能搞阳谋。

显然,权谋是因为伪善

[iv]

详请参看拙撰《
<</SPAN>三国演义>的“性之病”》一文,原载2010722《南方周末》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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