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册 登录  
 加关注
   显示下一条  |  关闭
温馨提示!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,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,请重新绑定!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》  |  关闭

网开易面的博客

欲从经纬空凝目,万里苍烟更几维?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引用 【转载】资中筠: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?哪个是手段?   

2014-12-05 11:34:22|  分类: 真哉斯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  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  |

发布时间:2014-03-21 09:38 作者:资中筠  


   改革开放之初,我首次作为访问学者访美,参加了一次中美历史学者的交流会。有一位美国历史教授讲了一段见闻,他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,绝大多数的回答就是感兴趣;他问过台湾的学生,得到的回答是,为兴趣而学历史对我们太奢侈,我们是为了救国而学历史;后来他接触到中国大陆的学生,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竟如出一辙,当时两岸处于对立状况,各自所谓“救国”的含义可能相反。


 
  把学历史和救国联系在一起,令他这个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鲜。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学习和研究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。
 
  官史,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
 
  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民族颇有几个,好像没有像我们那样特别重视历史文本,对史书赋予如此沉重的使命。最常见的说法是“以史为鉴,可知兴替”。这里“替”是关键,为什么不是“兴衰”?就是一个皇朝由盛而衰,最后被下一个朝代“替换”了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谓一个朝代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掌权,然后又被另一个家族夺走了,换了姓。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,是为了本朝能千秋万代永远继续,避免被别的朝代“替”掉。
 
  谁最该吸取这个教训?当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。他的谋士、帝师的职责就是教皇帝如何保住这个皇位,老百姓是无权参与,也无能为力,所以历史首先是写给皇帝看的。中国二十四史只有第一部《史记》例外,是异类。尽管司马迁本人的职务是史官——太史公,但他著史的目的是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不是为了皇朝的延续。他的心胸非常博大,包含整个他目光所及的世界,要找出规律,不是为了汉朝统治能够永远持续。所以他胆子很大,一直写到当代。他是汉武帝时代的人,《武帝本纪》他也写出来了,而且对武帝没什么好话,并非歌功颂德。要是看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,对汉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。而且《史记》还有点像布罗代尔所提倡的写生活史,给各类人都写列传,包括《游侠列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、《货殖列传》等。中国人历来是轻商的,但司马迁给商人也列传。还有酷吏、循吏,都分别列传,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。
 
  所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是中国历史书里的一个异类。是为记录史实,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情怀,不是给皇帝看的。但从此以后,包括《汉书》,历代所谓“正史”,也是官史,基本上是给皇帝看的。
 
  《资治通鉴》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
 
  没有列入二十四史,却最权威、最重要的一部编年通史干脆就叫《资治通鉴》,顾名思义,目的鲜明,是帮助统治者如何巩固统治权的。
 
  作者虽然也姓司马,但司马光与司马迁的角度非常不一样,他在《资治通鉴》的最后附有一封给皇帝的信,大意说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经放到这里边了,此书是在宋英宗时奉命编写的,完成时已经是宋神宗当政了。他请当朝皇帝好好读一读这部书,并明确提出,每一个朝代的兴衰有什么样的规律,宋朝应如何吸取经验教训,才能持续兴旺下去。
 
  说穿了,历史著作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够千秋万代永存下去。为达巩固统治的目的,其中有一条就是得民心。所以得民心是手段,不是目的。就是说民众的需求和他们的福祉,是必须要顾及的,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能不顾及,但这是手段,目标是为了维持王朝。就像唐太宗那句脍炙人口的话:水可以载舟,亦可以覆舟。民是水,舟是皇权。
 
  当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,因为水还是最基础的。但归根结底,水的功用是什么呢?是为了承载上面的皇权宝座。能够明白这一点,重视民众这个基础,就算明君了。但后来因为在皇宫里待久了,皇二代、皇三代以后,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了,习惯于掌握生杀予夺之权,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,为所欲为,一意孤行,结果起了风浪,把船给掀翻了。
 
  不论如何,历史著作的最终着眼点是巩固一家皇权的统治。
 
  从这一功能派生出来,史书还有一个功能是对当朝统治者起一定的监督和约束作用,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中国古代史书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观,这是从孔子著《春秋》时定下来的。遣词造句都代表着褒贬,叫做“春秋笔法”,所以有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”之说。是“流芳百世,还是遗臭万年”,一般草民不在乎,中国士大夫却很在乎,当国者更在乎,他们特别在乎自己死后的历史地位,史书上是把他当成明君还是昏君。
 
  要想历史把他写得好,就要做得好。做不好,在历史上就会是昏君,亡国之君。所以对于皇帝或统治者来说,史书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,使他们还有所敬畏。所以顾准说中国的文化是“史官文化”。
 
  这个传统在皇权专制时期能保持近千年,很不简单。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,怕史官记下来,坚持要看自己的“起居注”,褚遂良等人顶不住,就破了这个规矩。后来隐恶扬善、歌功颂德就逐渐多了起来。不过总的来说,史官还是有一定的独立性,心目中有一个榜样,治史者对后世有一份责任心,对真相心存敬畏,不敢胡编乱造。
 
  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
 
  自19世纪中叶,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以来,再讲历史,就不限于中国,而是世界各国的历史了。“以史为鉴”也包括以他国的兴衰为鉴。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,最开头的着眼点是:为什么他们能打败我们?这也就是我开头讲的中国学生回答美国教授为什么学历史的问题——是为了救国。不管学中国史还是学外国史都是为了救国,这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同情结。
 
  但是“他们”为什么强大,就不能以皇朝的兴衰为主线了。因为欧洲从中世纪以后的发展途径,就不是一国一家的王朝兴衰。历史发展是以生产力、思想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。因此,我们在学欧洲的历史时,总是要学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、宗教革命、科技革命、工业革命,什么时候有了蒸汽机之类。既跨越王朝,也跨越国界。
 
  作为现代人,放眼世界,是否还能立足于朝代的“兴替”?既然号称“共和国”,又以马克思理论为主导,那么,历史观就应以生产力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、大众的福祉为标准。评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视角。眼睛不是总盯着国家,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,包括用什么器皿,什么时候机械化、电气化了,以及风俗的演变等,而统治方式、政权的兴替以及制度的变迁只能成为手段。
 
  几年以前,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《大国崛起》曾引起热议。一般观众自然而然会想到“中国崛起”,思考从其他国家的兴衰中看出什么规律。比如纪录片中提到荷兰这个蕞尔小国,却曾经一度因其最自由、最开放、最有创新而领先欧洲,称霸一时;比如德国作为欧洲的后来者,特别重视教育,19世纪德国的教育在欧美国家处于领先地位,德国也以此兴国。
 
  这实际上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历史,脱离了帝王家谱的体系,颠覆了为皇朝服务的历史观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《大国崛起》这部纪录片无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。
 
  如何评价苏联解体?
 
  自从苏联解体、东欧剧变以来,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、学界戚戚于怀,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。总结苏俄历史经验教训的纷纭众说,大体上有两种视角。
 
  一、人类文明史的视角
 
  从这一视角出发,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: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,既无效率,也不公平,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、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,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祸多于福,因而难以为继。
 
  不论以何种方式,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,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。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,也可能是通过暴力。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,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,是其人民的幸运,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。总而言之,这是历史的进步。
 
  二、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
 
 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“正朔”,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,是非褒贬以此为准。于是得出的“教训”是: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(尽管只是一小部分)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;戈尔巴乔夫进一步“公开化”、“新思维”,“扰乱”了人心;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。在这里,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,可忽略不计。
 
  归根结底,最高准则不是社会进步、人民福祉,而是巩固已经夺得的政权。民众的福利是手段,“保江山”才是最高目标。为达此目标可以适当照顾民生,也可以不顾民生,但必然牺牲民权。
 
  告别“打江山,坐江山”思维
 
  “欲灭其国,先灭其史”。历史本身客观存在,如何“灭”得了?这里指的不是史实本身,而是历史文本对过去重大事件的说法和解释,更重要的是对史料的取舍。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,历史的作用之一是讲祖先的功业如何辉煌,引起自豪感,以及要把它延续下去的责任感。苏联的《联共(布)党史简明教程》,就是围绕着为斯大林专政的合法性辩护而撰写的。现在已经知道其中谎言甚多。中共过去也是以这部历史为国际共运标准文本,所以整个一代“官史”基本上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,真正起到了“灭史”的作用。
 
  1951年胡乔木编《中国共产党三十年》,曾经在短时间内为钦定官史。但是经过几次政治运动,又有所变化,后来为进一步神化领袖,“大树特树”,党史也就完全以“路线斗争”为纲,以说明领袖一贯正确,也就是进一步篡改历史。真可谓“国史凡几修,是非凡几易”。1986年胡乔木访美时,自己都认为那本《三十年》不能算作学术著作,不同意放入履历中。
 
  不同的历史观,归根结底是不同的国家观,涉及对政府和政党存在理由的根本认识。百姓是主人,还是在皇恩浩荡下的臣民,各级政府官员是“食君之禄”,还是纳税人养活?这“谁养活谁”是问题的根本。
 
  中国由于皇权制度历史悠久,“祖辈打江山,子孙坐江山、保江山”的观念根深蒂固,而对现代民主、共和制的认识历史较短、远未深入普及,却又经历了以人民的名义行高度集权的历史。现在要把观念扭转到以“民”为目的,政权为手段,十分困难,况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。但是中华民族毕竟是要汇入人类文明滚滚向前的洪流的。历史,不论是本国的还是他国的,已不是只写给君主看,而是面向大众的。
 
  培根说“历史使人聪明”,其前提是写真相的历史,长期生活在历史谎言宣教中的民众只能日益愚昧。多一些人,早一点清醒地对待历史,明确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,哪个是手段,最终要“保”的是谁,这是百姓祸福、民族兴衰的关键。
 
  (资中筠    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、翻译家。原载《国家人民历史》百期纪念专辑)
 

来源: 国家人文历史 | 来源日期:2014-03-14 | 责任编辑:张白烨
  评论这张
 
阅读(41)| 评论(0)
推荐 转载

历史上的今天

评论

<#--最新日志,群博日志--> <#--推荐日志--> <#--引用记录--> <#--博主推荐--> <#--随机阅读--> <#--首页推荐--> <#--历史上的今天--> <#--被推荐日志--> <#--上一篇,下一篇--> <#-- 热度 --> <#-- 网易新闻广告 --> <#--右边模块结构--> <#--评论模块结构--> <#--引用模块结构--> <#--博主发起的投票-->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页脚

网易公司版权所有 ©1997-201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