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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最有骨气的大右派孙大雨  

2016-11-11 17:22:25|  分类: 引用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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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有骨气的大右派孙大雨:

邓小平应该向我道歉

房 群

复旦大学教授、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是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“钦点”的右派。拨乱反正后,中共复旦大学党委放出一句逻辑混乱的话:孙大雨只要认错,马上给予改正。〖我错了,你认错,我给你改正!〗孙大雨回复:“我错在哪里?错的是他们!”直至最后,孙大雨在改正结论签字处加了一段批语:“毛泽东有什么权力饿死一个教书为业的教授?我错在哪里?毛泽东已经死了。邓小平先生应代表已故之人向我道歉。”本文摘自2016年第1期《世纪》,作者房群系上海市公安局离休干部,原题为《风骨刚毅的 孙大雨教授》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,我在大连海关工作。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,每位干部都写了一份《对苏联看法的思想演变过程》思想汇报,时隔八年,这份汇报成了我“反苏反共反人民”的罪证,我被打成“右派”。此后二十多年,我一直努力为自己翻案,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。因此,我后来受人之托,到上海著名的大“右派”孙大雨(1905-1997)教授家传授自己丰富的翻案经验,也算是一段因祸得福的际遇吧。

如今,孙大雨教授已经去世多年,但他高大、坚韧、坦荡的身影一直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愿意提起笔来,回忆耿介清正的教授,完成教授生前对我的嘱托,以此寄托对他的敬佩缅怀之情。

诉讼风暴

1957年苦夏的台风季节,台风还没有降临,狂飙般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上海滩。被卷入风口浪尖的是复旦大学教授、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孙大雨。大字报铺天盖地,报纸、电台等宣传舆论都调动了起来,来势异常凶猛。

7月,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“钦点”了死不悔改硬骨头的孙大雨,他成了轰动全国的大“右派”之一。此后,市委书记亲自出马召开会议,面授机宜:由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新闻日报》带上“工人”到孙大雨的家里开现场批斗会。令人惊诧的是这位被批斗的教授,非但不低头认罪,承认错误,反而指责批判他的人是“反革命”,“出口伤人”!

“钦点”的大右派如此嚣张怎么得了?于是,书记挂帅,四方行动,找了在公开场合被孙大雨斥责骂过的领导干部、社会名流共16人,联名向法院递了诉状,控诉孙大雨诽谤罪。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为了批捕孙大雨动足了脑筋,副检察长方行连夜查阅数据找法律依据,总算找到了可以“传唤”孙大雨的法律依据。

孙大雨接到“传唤”通知,奉命准时来到检察院。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位于外滩15号(中山东一路15号),上海市总工会的隔壁,中间隔了一片篮球场大的院落。在外滩的建筑群,这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只能算是个矮胖子。事隔半个多世纪,这里已经变成了“中国外汇交易中心”,除大楼的轮廓还在,内外已面目全非。

孙大雨被勒令不准从面向外滩的正门进检察院,通过内部人员出入的小便门(大铁门的右下角是个小铁门)进入。当时,在检察院的正门,贯通三层楼的空间到处贴满大字报。正中悬挂了一幅特大的“漫画”——一只穿着长袍的狐狸,掀起袍衫,露出粗长的尾巴,袍内藏着牛鬼蛇神,配上毛笔写的黑体大字“打倒顽固不化的右派房群”,上楼的梯口是另一幅“漫画”——红皮白心的大萝卜,题字为“房群你究竟想做什么???”一前一后,这样戏剧性的一幕,成为我和孙大雨教授最初的缘分。

为什么关于我的批判漫画贴在楼梯口呢?我所在的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三处反右运动开始时讨论的题目是“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”问题。我的观点是搞自然科学的应重其才,无论他们的世界观如何,都应重用,搞社会科学的应重其德。反对意见指责我歪曲了党的干部政策,还批驳我对匈牙利和波兰事件的看法,最后甚至说我早在中央政法干校就应该定为右派。辩论中我一直不承认错误,情况升级的结果是,我成了顽固不化的“右派”,结论抄录了建国前我在大连海关亲笔所写对苏联看法的思想小结,并给我定了性,“房群一贯反对苏联,早在1945年旅大解放时,房即视友为敌”云云。我虽不如孙大雨“钦点”之身,也是检察院重点“关照”的对象,批判漫画高悬于正门。

我当时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情,冒着风险,一定要亲眼目睹心目中敬佩的教授。我躲在院子左边车库楼上的暗处,对准大铁门的小角门——只见一位身材魁梧、风霜满面的学者,拄着手杖,从大铁门的小角门进来,因角门太小,只能弯腰进来。他那高大的身躯微微颤抖,步履艰难地斜穿过篮球场的边角处,踏上一方木质阶梯,由几乎碰到脑门的小便门进了检察院。这一情景此后常在我的脑中浮现。

1958年6月2日,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诬告、诽谤罪,判处孙大雨有期徒刑六年。至此,孙大雨响亮的名字,从喧嚣的城市里消失。关心他的人们私下揣测、议论:有说他在狱中被折磨致死;有说他不甘屈辱,抱着他的毕生心血译著投了黄浦江。在人人自危的年代,人们慢慢也就忘记他了。

胆大包天的批语

到了20世纪80年代,中央五十五号文件《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》落实以后,我这个翻案翻了二十多年也没有翻过来的“极右分子”也得到了改正。偶然机会,我结识了法国里昂大学文学院博士翻译家徐仲年,他是中国第一位在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的人,也曾不明不白地被戴上了右派帽子,又稀里糊涂地被摘掉了右派帽子。

1980年,在徐仲年的家里我们谈起了孙大雨,他曾和孙大雨一同在中央大学、复旦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。他说,孙大雨刚正不阿的倔强性格由来已久:1949年前为了教育部长的贪污问题,他当面指责过蒋介石;1949年后,他原来看不上眼的学生都变成了他的领导,他们说他反动,他就回敬他们是“反革命”。他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,我不方便去看他,你去劝劝他,现实一点,不要老这样顶着。徐仲年的提议正中下怀,点燃了我心中潜藏已久的拜访孙大雨的念头。

从老城隍庙的后门出去就是昼锦路,过马路不足五十米,狭窄的弄堂右首处那砖木结构、上下五进的院落,就是孙大雨父亲孙廷翰置下的产业,也是孙家的祖宅。孙大雨从茂名公寓被扫地出门就回到了这里。这座院落早已被居委会占有,仅在楼上划出一间10平米左右的房间给他夫妻居住。楼下是街道制作豆制品的作坊,夏天酷热喧嚣,环境艰苦。

房间里仅有的物品是一张红木圆桌,一分为二,一半靠墙,上面放着油盐酱醋,瓶瓶罐罐,碗筷也在其中,剩下的空间就是吃饭用的餐桌;另一半挤靠在床头,上面堆满了书稿,显然也是书桌。三尺半的铁床上,唯一的床上用品是那破旧不堪的棉花胎,床下、墙角堆满了泛黄的书籍(抄家丢下的剩余物品),除了几把破旧的凳子,没有任何财物,一贫如洗,如果我不是亲眼目睹,不敢想象这就是孙大雨的处境。

我这不速之客进门时,孙大雨正专心致志地伏在案头工作。得知我的来意后,他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,随意地问:“徐兄可好?”我将徐仲年已获改正的事情原原本本告知,孙大雨听后,脸上才露出了点笑容。

孙大雨的夫人刘月波从外面进来,见有客人,连忙从餐桌上的竹壳热水瓶里倒了杯白开水递到我的面前,抱歉地说:“实在对不起,家里没有茶叶,慢待了。”孙夫人身材矮小,面慈心善,谈吐谦和,是位容易亲近的人。她告诉我她是位普通的教师,拿的还是一百多点的保留工资,否则也不至于狼狈到客人来了连杯茶水也请不起。

在交谈中,我对夫妇两人这些年的经历有了大致了解:孙大雨被判了六年徒刑,送去苏北大丰劳改农场差点儿被折磨死,又逢三年困难时期,孙夫人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变卖,往劳改农场送药和食补品。她当时只有一个想法:无论如何也要把人保住,不能死在那里。硬撑着煎熬了三年,看看实在不行,她又四处奔波,求爷爷,告奶奶,总算能够让孙大雨保外就医。

所谓的天灾还没度过,人祸又接踵而至。红卫兵闯进了他们的家,不依不饶地揪斗孙大雨,比“反右”时来得还要凶猛。孙夫人挺身而出去保护丈夫,却被红卫兵小将们打翻在地,还准备再踹上一脚。孙大雨气愤不过,挥拳教训了红卫兵。这下祸可闯大了,从监狱死里逃生熬过来的孙大雨再次被投进了监狱。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关押了三年,实在找不到理由宣判,只能莫名其妙地把他放了,美其名曰交给群众监督劳动,扫大街的差事又落到了他的头上。二十多年来,两人备受折磨。

随后,我们的谈话转入了正题。我以现身说法告诉他,我翻案翻了二十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翻进了监狱,也是在第一看守所关了三十个月,二十一年的“右派”帽子也没有摘掉,真的以为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了。但五十五号文件的落实是大势所趋,我拿自己翻案经验,和徐教授的真诚意愿,推心置腹地劝说孙大雨,先“改正了”,服个软,改变一下现状再说。

出乎意料的是,孙大雨无动于衷,原来复旦大学党委早已放出话来,他只要认个错马上就给他改正。“我错在哪里?错的是他们!”这就是孙大雨的回复。我劝他,硬顶不行,我的经验是可以在书面结论上表明态度。

复旦大学党委拖了一阵子,实在拖不下去了,派了个小姑娘(党委的工作人员)拿着书面结论来到孙大雨的家。他顺手从案头的书堆里抽出那份书面结论的抄件给我看。我记得这份抄件的大意是,根据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的精神,对右派分子孙大雨予以改正,时间是1980年的某月某日。

令人震惊的是,孙大雨在该签字的地方加了一段批语:“毛泽东有什么权力饿死一个教书为业的教授?我错在哪里?毛泽东已经死了。邓小平先生应代表已故之人向我道歉。”

我一时语塞,怔怔地看着他,不知说什么是好。我一生阅人无数,审阅了不知多少案卷,从未见过像孙大雨这样一位风骨刚毅,宁折不弯,敢作敢为的人!

最后的遗憾

以后的日子里,我与孙大雨先生多有交往。那时政治气氛宽松了点儿,我们两个大难不死的“右派”,时常坐在一起促膝谈心。关于孙先生的为人,沈从文早年就对他有过评价:“多才、狂放、骄傲、天真”。毛泽东也曾说:“像孙大雨这种人,如果他顽固得很,不愿意改,也就算了。”可见孙大雨的顽固非常出名。相处越多,我越能感佩孙大雨先生的刚正不阿,人品高洁。以至于我曾私下对夫人说:“孙大雨都判六年徒刑,把我拉去枪毙也无话可说。”

后来,他们搬进衡山路近吴兴路的高层住宅,居住生活有所改善。我去拜访过几次,进门后,孙夫人总先给我倒杯茶腼腆地说:“再甭请您喝白开水了。”想来还是记着当年待客不周的窘迫。她又抑郁惘然地对我说:这高楼大厦她并不满意,住在这里没有人气,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。城隍庙那边是他们的老宅,邻里邻居都熟悉,走动起来才方便。闲聊时,她向我提了个请求:“房先生,我们真的是冤枉,我们家先生就是脾气不好,可他心地不坏。政治上拖着不给我们解决,红卫兵抢了我们家的东西,总该还给我们吧?”我深表无奈,只能说这类事情太多了,这笔糊涂账,恐怕一百年也算不清楚。

“身外之物,身外之物!”孙大雨轻蔑地插嘴说。“何足道哉?”的确,他毕生所追求的确实不是这些身外财物,否则,他不会谢绝加拿大知名学府的高薪厚职毅然回国,也不会在悲惨的政治命运剥夺了他二十七年的宝贵时间后,在七十多岁时孜孜不倦地完成了《屈原诗选英译》、《古诗文英译集》、《暴风雨》、《离骚》等多部译稿,以至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。

“我的年事已高,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心愿。”他忧伤地对我说。“房先生,你年轻,我们交往一场也是缘份。但愿你能像对待杨兆龙先生那样,用文学形式也给我留下一笔。”——我曾将杨兆龙先生的遭遇写成文学作品《剑与盾》公之于众,引起了社会很大关注,所以孙教授才有此请求。我极少见到一贯铁骨铮铮的他流露出如此伤感的情绪,想来这并非源于遭受到的磨难,而是感叹自己浪费的岁月和无法实现的学术理想吧。

孙夫人搬到新大楼没过多久,就离开了人间。她陪伴丈夫度过坎坷苦难的岁月,然而因长期抑郁,身体羸弱,最终还是先孙教授而去。遗憾的是我那时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《剑与盾》的剧本,没能送她一程。后来又为了筹措资金拍电视剧,南北奔波,连孙大雨先生去世的消息也是事后才得知。

根据严祖佑的《人曲》所记,孙大雨最后的二十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学术。他将楚辞和汉乐府,唐宋各大家的诗词,按照英文古典十四行诗(桑纳特)的韵律,翻译成英文,又把莎士比亚的剧作,尽量按照其固有格律翻译成中文。

因时代的机缘和历史的荒谬,我接触过许多包括孙大雨、杨兆龙、徐仲年在内的“大右派”,他们都是学识渊博、人品正直的知识分子。与撰写《剑与盾》初衷一样,希望重提孙大雨教授的遭遇能令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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